大禹小说

第二章（第4页）

“这些清教徒搞得清楚什么。那位声称被性侵的女孩是被忌妒他的人操纵了。她是自愿的，毫无疑问。还有大卫·汉密尔顿[4]，你真的相信所有的模特找他拍照时都没有什么别的心思？那么想也太天真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发人深省的事例，叫人如何能不信服？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有权利和自由去爱任何她想爱的人。我很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更何况，我的存在能够成就艺术。

* * *

[1]即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

[2]十九世纪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

[3]罗曼·波兰斯基（1933— ），波兰犹太裔法国导演、编剧，因被指控性侵而受到美国当局通缉，不得不前往法国避难，此后再没能回到美国。

[4]大卫·汉密尔顿（1933—2016），英国人体摄影艺术家，因拍摄十几岁女孩的裸体而引发不少道德争论，2016年被多位曾经的模特指控强奸，同年11月自杀身亡。

刚开始，母亲对我们的事完全谈不上开心。讶异、震惊之余，她也开始向朋友打听，询问身边人的意见。似乎并没有人对此表示特别担心。于是渐渐地，在我的坚持下，她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或许她相信我比看上去要更坚强，也更成熟。又或许她认为仅凭自己别无他法。或许她的身边也本该有个男人，作为她女儿的父亲，可以出面去反对这件不正常的、荒唐的……事情。一个能够掌控局面的人。

或许还需要一个不那么纵容的时代和文化环境。

在我和G相遇的十年之前，大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有很多左派的报刊和知识分子都公开支持过那些被指控与未成年人有“不正当”关系的人。1977年，《世界报》曾刊出过一封名为《关于一场庭审》的公开信，主张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无罪化，而这封信得到了很多杰出的知识分子、精神分析学家、知名的哲学家、如日中天的作家的支持和签名。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左派人士，其中包括了罗兰·巴特、吉尔·德勒兹、西蒙娜·德·波伏娃、让-保罗·萨特、安德烈·德鲁克斯曼、路易·阿拉贡等人的名字。这封信反对当局对三个当时正在候审的男人实施监禁，他们和十三四岁的未成年人发生了性关系（并且还拍摄了下来）。“仅仅是为了调查一个如此简单的‘道德’事件，就将他们在判决前羁押如此之久，更何况那些孩子并没有受到丝毫暴力的侵犯，恰恰相反，他们还特意向预审法官强调了自己是同意的（然而当前的司法系统并不承认他们的同意是有效的），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已然十分恶劣”，信中如是写道。

请愿书上也有G. M.的签名。但直到2013年他才承认自己就是这封信的发起者（和起草者），并且声称他征集签名时只遭到非常少一部分人的拒绝（其中比较知名的如玛格丽特·杜拉斯，埃莱娜·西苏，还有……米歇尔·福柯，不过他并不是最后一个反对任何形式压迫的人）。同年，另一份请愿书也发表在《世界报》上，题目叫《一则有关〈刑法典〉中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不当关系的修正案的呼吁》，它甚至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例如弗郎索瓦兹·多尔多、路易·阿尔都塞、雅克·德里达，这只是其中几位，而请愿书一共有八十位签署者，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公共知识分子）。1979年，《解放报》上又出现了一份请愿书，宣称支持某位名叫杰拉尔·R.的人，他被指控同六岁到十二岁不等的女孩生活在一起，同样，这封信也得到诸多文学界名人的签名支持。

三十年后，当时刊登了这些争议内容的报刊也都一个接一个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媒体不过是时代的映射而已，他们这样辩解道。

为什么在当时，左派的知识分子们都如此热情高涨地为现今看来甚是骇俗的事情辩护呢？特别是要求《刑法典》放宽有关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性关系的规定，还要求取消合法性行为的年龄限制呢？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试图以道德解放和性革命的名义来捍卫所有人享受身体愉悦的权利。禁止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由此变为了一种社会压迫，将性局限于相同年龄阶层的人之中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不平等。反抗对欲望的禁锢，反抗一切压迫，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没有人会去反思这其中的道理，除了某些虔诚的教徒和保守派的法庭。

这是一段让几乎所有签署过请愿书的人日后都感到后悔的经历，是失控，也是盲目。

到了八十年代，我的成长环境依然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母亲曾对我说过，在她的青少年时期，身体和欲望仍是一种禁忌，她的父母也从未跟她谈论过性。1968年她刚满十八岁，她首先要将自己从那严苛的两性教育中解放出来，其次便要逃离不谙世事时嫁与的那极难相处的丈夫。像让-吕克·戈达尔或是克洛德·索泰电影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她如今只想要随心所欲。“‘禁止’是被禁止的”可能成了她的某种咒语。人是没办法轻易脱离时代的。

在这种情境下，母亲最终还是习惯了G的存在。放任我们这样下去是疯狂的，我相信她深知这一点。那她是否会意识到这件事日后或许会使她遭受强烈的指责，并且首先指责她的就是自己的女儿呢？我是否真的如此一意孤行以至于她完全无法反对呢？无论如何，她唯一做的就是和G达成了一项约定。他需要发誓永远不让我受到伤害。这还是某一天他告诉我的。我想象着当时的场景，他们对视着，神情肃穆，然后他说道：“我发誓！”

有时候，母亲会邀请G来我们的小公寓里吃晚餐。餐桌上，我们三个人，围着一道四季豆羊腿，几乎像是个和谐的小家庭，父亲和母亲终于聚在一起，还有我坐在中间，喜笑颜开，三位一体，再一次汇合。

尽管这个想法听起来令人震惊，甚至荒谬，可对于母亲而言，或许她在无意识中将G变成了一个可以替代父亲的理想人选，那个她没能让我拥有的父亲的角色。

而且，这一荒唐的处境也不是完全令母亲不快。她甚至从中颇为受益。我们周围都是些生活作风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道德上的出格对于他们而言只是小事一桩，甚至还受到推崇，再加上G才名在外，这一切都使这件事情得到了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