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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床底取出存钱的饼干盒,心里盘算着,如果每天再多写几页算数题,多练一个小时的钢笔字,就可以更快换新的字帖和作业本。
这样或许等明年冬天,他就能存够一张火车票了。
老屋的墙壁泛着经年日久的黄,渝州不供暖,老槐树掉干了叶,不挡风,钟烨每晚趴在窗前练字,双手被冻得通红,指节上的冻疮肿起来又痒又疼,直到抠破了皮结成痂。
如此冬去春来,又是一年。
可惜天不遂人愿,深秋的一次大扫除,杨淑华无意中发现了钟烨藏在床底的饼干盒。看着里面零零碎碎堆积半盒的毛票和硬币,她先是震惊,随即勃然大怒。
老一辈的教育往往简单粗暴,何况还是三尺讲台下来的教导主任。
那天傍晚钟烨刚进家门,杨淑华便拿起从前的教鞭厉声质问:“说!盒子里的钱都是从哪儿偷来的?”
钟烨望着饼干盒里倒出来的钱,眼神暗了暗,说:“我没偷。”
五岁上幼儿园的时候,杨淑华还在学校任教,早上出门来不及就会给钟烨买点吃的拿去当早餐。当时班里有个小女孩嘴馋,喜欢吃他的花卷,于是用自己的五毛零钱从钟烨那里买了一个。
就因为这五毛钱,杨淑华第一次动手打了钟烨。
来路不明的钱出现在家里是大忌。
或许是因为不被喜欢,才不被信任,所以杨淑华总是习惯性地未审先判,笃定他骨子里就是一个不学好的坏小孩。
即便解释也毫无意义。
“从小偷针,长大偷金!我是怎么教你的?你就这么不学好!?”杨淑华当即掰开钟烨的手心打下去。
钟烨咬着唇,疼得掉泪也不出声,无论杨淑华怎么打就是不肯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