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小说

第18章（第1页）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在纽约过了感恩节，朋友带我去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的名牌店转转，看到成群结队的中国游客，每家奢侈品商店都有讲中文的导购。蒂芙尼的一位导购说中国人有钱，如果没有中国人，这些奢侈品商店都会倒闭。我心想：少数中国人挣钱太容易，不知道钱是怎么挣来的；多数中国人挣钱太难，不知道怎么可以挣到钱。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日我在美国出版了第一本非小说类文集，关于当代中国。我出国前收到兰登书屋快递的精装本样书，其尺寸厚度和平装本差不多，我当时有些吃惊，不像正常精装本那样大而厚。来到美国后读到评论说关于中国的书都是又大又厚，都是资料和理论；而这本小巧的书令人亲切，又充满故事。然后我感叹兰登书屋编辑用心良苦。

今天和我美国的编辑芦安吃午饭，一位朋友给我们翻译。我们先要了一瓶水，一边喝水一边交谈。侍者上菜后转身时打翻了那瓶水，弄湿了我挂在一把空椅子上的外衣。领班过来连声道歉，拿着白色餐巾请我自己擦干，同时解释如果他们替我擦干的话，我可能会指控他们弄坏了我的衣服。我想起国内有老人在街上跌倒后没有人敢去扶起来的情景。

芦安告诉我，在美国一年只出版两万多种图书。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美国时，美国每年出版十二万种图书，中国是十万种。此后几年中国出版数量迅速超过美国，今年达到三十万种以上。金融危机后美国自动削减出版数量，现在一年只有两万多种，而中国的出版数量仍然每年递增。中国这种没有节制的发展，让我想起一句什么人说过的话：知道自己无知不是完全的无知，完全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

我的书游荡世界的经历

为了这个题目，我统计了迄今为止在中国和中文以外的出版情况（不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和盲文），有四十九种语言和五十一个国家。国家比语种多的原因主要是英语，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葡萄牙语有巴西和葡萄牙，阿拉伯语分别在埃及、科威特和沙特出版；也有相反的情况，西班牙出版了两种语言，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土耳其出版了两种语言，土耳其语和库尔德语；印度出版了三种地方语，马拉雅拉姆语、泰米尔语和印地语。

回顾自己的书游荡世界的经历，就是翻译出版读者的经历。我注意到国内讨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境遇时经常只是强调翻译的重要性，翻译当然重要，可是出版社不出版，再好的译文也只能锁在抽屉里，这是过去，现在是存在硬盘里；然后是读者了，出版后读者不理睬，出版社就赔钱了，就不愿意继续出版中国的文学作品。所以翻译出版读者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最早翻译出版我小说的有三个国家，都是在一九九四年，法国、荷兰和希腊。二十三年过去后，法国出版了十一本书，荷兰出版了四本书，希腊仍然只有一本书。

一九九四年，法国的两家出版社出版了《活着》和中篇小说集《世事如烟》，出版《活着》的是法国最大的出版社，出版《世事如烟》的很小，差不多是家庭出版社。一九九五年我去法国参加圣马洛国际文学节时，顺便在巴黎访问了那家最大的出版社，见到了那位编辑。当时我正在写《许三观卖血记》，问他是否愿意出版我的下一部小说，这位编辑用奇怪的表情问我：“你的下部小说会改编成电影吗？”我知道自己在这家出版社完蛋了。我又去问那个家庭出版社是否愿意出版我的下一部小说，他们的回答很谦虚，说他们是很小的出版社，还要出版其他作家的书，不能这么照顾我。当时我觉得自己在法国完蛋了。这时候运气来了，法国声望很高的出版社Actes Sud设立了中国文学丛书，邀请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汉学教授何碧玉担任主编，她熟悉我的作品，《许三观卖血记》在中国的《收获》杂志刚发表，她立刻让Actes Sud买下版权，一年多后就出版了。此后Actes Sud一本接着一本出版我的书，我在法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出版社。

荷兰De Geus在一九九四年出版了《活着》之后，又出版了《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和《第七天》。有趣的是，二十三年来我和De Geus没有任何联系，我不知道编辑是谁，也不知道译者是谁，可能是中间隔着经纪公司的缘故。我认真想了一下，我认识并且熟悉的荷兰汉学家只有林恪，可是这家伙不翻译我的书。去年七月在中国的长春见到林恪时，他希望我下次去欧洲时顺道访问荷兰，我们约定了今年九月的这个行程。我向林恪打听我的荷兰语译者，他微笑地说出了一个名字麦约翰。林恪告诉我，麦约翰是比利时人，说荷兰语，住在法国。我觉得这个人太有意思了。今年四月，De Geus请麦约翰编辑我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我收到了麦约翰的第一封邮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您不认识我。把您的《兄弟》和《第七天》翻译成荷兰语的就是我。”这就是他全部的自我介绍。

希腊的出版故事也许更有趣。十多年前，希腊的Hestia决定出版《活着》，他们与我签了合同，找好了译者，这时候Hestia突然发现，另一家出版社Livani在一九九四年就出版了《活着》的希腊文。我不知道这个情况，甚至不知道是谁把版权卖给了Livani。Hestia退出了，Livani给我寄来了几本样书，此后这两家出版社忘记了我，我也忘记了他们。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查了资料才想起这两家出版社。

遇到好的译者很重要，意大利的米塔和裴尼柯，德国的高立希，美国的安道和白睿文，日本的饭冢容，韩国的白元淡等，都是先把我的书译完了再去寻找出版社，我现在的英文译者白亚仁当年就是通过安道的介绍给我写信，翻译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集，结果十年后才出版。像白亚仁这样热衷翻译又不在意何时才能出版的译者并不多，因为好的译者已经是或者很快就是著名翻译家了，他们有的会翻译很多作家的书，这些著名翻译家通常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拿到出版社的合同后才会去翻译，所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出版社更加重要。我在法国前后有过四位译者，出版社一直是Actes Sud，在美国也有过四位译者，出版社也一直是兰登书屋，固定的出版社可以让作家的书持续出版。

《活着》（译者白睿文）和《许三观卖血记》（译者安道）九十年代就翻译成了英语，可是在美国的出版社那里不断碰壁，有一位编辑还给我写了信，他问我：“为什么你小说中的人物只承担家庭的责任，而不去承担社会的责任？”我意识到这是历史和文化的差异，给他写了回信，告诉他中国拥有超过三千年的国家的历史，漫长的封建制抹杀了社会中的个人性，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发言权，只有在家庭生活里才有发言权。我告诉他这两本书在时间上只是写到七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以后这一切都变了，我试图说服他，没有成功。然后继续在美国的出版社碰壁，直到二〇〇二年遇到我现在的编辑芦安，她帮助我在兰登书屋站稳了脚跟。

找到适合自己出版社的根本原因是找到一位欣赏自己作品的编辑，德国最初出版我的书的是Klett-Cotta，九十年代末出版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之后他们不再出版我的书，几年后我才知道原因，我的编辑托马斯去世了。我后来的书都去了S. Fischer，因为那里有一位叫库布斯基的好编辑，每次我到德国，无论多远，她都会坐上火车来看望我，经常是傍晚到达，第二天凌晨天没亮又坐上火车返回法兰克福。

二〇一〇年我去西班牙宣传自己的新书，在巴塞罗那见到我的编辑埃莲娜，晚饭时我把一九九五年与法国那家最大出版社编辑的对话当成笑话告诉她，结果她捂住嘴瞪圆眼睛，她的眼神里似乎有一丝惊恐，她难以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编辑。那一刻我确定了Seix Barral是我西班牙语的出版社，虽然当时他们只出版了我两本书。